记者：新加坡怎么样？新加坡在我的印象里是一个热带，但是并不热情的城市.
张悦然：是。
记者：是一个太呆板的城市，其实在我看来。
张悦然：一说到新加坡，好像就是最近提到几个词就是一个是干净、花园城市、辫刑、口香糖什么这样的一些词，确实是这样的，就是首先我觉得会很有很干净，很有秩序的一面，所以当我第一次就是一年之后回到北京的时候，我觉得一切都特别新鲜，我看到所有的人在挤公共汽车的时候，没有排队，我觉得啊好像应该就是这样的。
记者：突然觉得没有秩序觉得挺亲切的。
张悦然：对，我见到一个可能北京的女孩有时候说话嗓门很大，忽然叫了一嗓子，我觉得非常非常地过瘾，觉得好像在新加坡从来没有人这样大声的说话。
张悦然1982年出生于山东济南 “新概念作家”最突出的代表人物之一 曾被评为80后作家中“最富才情的女作家”2001年赴新加坡国立大学攻读计算机专业现仍从事写作
记者：学文学理是你自己的选择，还是你父母的建议？
张悦然：是我们协商，我们一起决定的，首先我父母还是从我的性格，另外就是从职业方面，他们会觉得理科会有很多的选择，然后会觉得文科可能就比较狭窄一些吧，然后他们就说你可以把写作作为个爱好，我觉得也可以，我其实特别害怕就是不稳定，我可能就是写文章然后赚稿费，这样给你那种不稳定生活。
记者：你在高中的时候你已经会担心到日后的生活是否会稳定了？
张悦然：我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我觉得，非常没有安全感，我会觉得应该过一种体面的，得体的生活，就是会想让自己就好像脚踏实地的，两个脚都站在地面上走路，不想让自己漂着那样。
记者：你一没吃过苦，二没经历过贫穷，一直生活挺安稳的，为什么在安稳的生活中反倒没有安全感呢？
张悦然：这个真的不知道，我想是因为，可能首先我觉得我没有找到我的母亲的位置，她是我的影子，就是她和我站得太近了，我觉得是这样一种感觉。然后我的父亲他在一个很高的地方，他是一个我很敬畏的人，所以可能都不是适合帮我解决问题的人，所以好像就会给自己很多这样的暗示，就是自己可能是一个人，自己不应该说在父母的庇护下，将来在父母的这种保护下然后一直这样生活下去，知道自己会需要独立，然后就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个比较有实力的人，而不是说可能漂着那样一种状态。
2003年张悦然出版新书《葵花走失在1890》其间记录了她在新加坡的生活点滴。。。。。。
记者：那个时候有一些知心的朋友吗？
张悦然：比较少，比较少，因为刚开始去的时候就会觉得周围的中国的同学都和自己不一样,很难和他们交流。
记者：那这种情绪会跟父母说吗？
张悦然：还是多少会透露，因为有的时候他们跟我打电话的时候，并且我父母还过去看过我，所以不可能他们看不到，还是会看到，但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是那么无力，就是好像忽然发现离他们真的是够不到了，就是我觉得好像我之前是高中的时候，我忘带眼镜盒我就会打电话给我妈妈，我说妈妈我忘带眼镜盒了，然后我妈妈课间就会把眼镜盒给我送过来，好像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记者：一切变得无助了。
张悦然：对，我觉得是之间缺乏一种过渡,那个时候真的觉得家庭真的很重要，原来是那么想离开家，原来好像觉得父母都是捆束你的力量，但是现在觉得可能想要他们帮你什么都很难。
记者：这就回到你爸爸妈妈当初给你起名字，希望你能够是一个快乐的孩子，过一种快乐生活，在那一段时间你快乐吗？
张悦然：肯定是不快乐的。
记者：一个寂寞的人是很难快乐的。
张悦然：而且是找不到方向，就是我说我被我的读者唤醒了，就是我意识到，我其实最喜欢的事情是写作，可是我没有写作怎么办呢？就是我意识到这种彻底的这种错位,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解决它，我很害怕，我当时非常害怕，因为我觉得我要是在这个地方写作，那我可能就毁了，因为我应该在这里学习的，我应该在这里和大家一样的嘛，我怎么能够去写作呢？所以就那个时候会有一种恐慌在。我之所以又回到写作的路上，是因为我的读者，我一直都说就是在我自己都放弃我自己，我觉得我要走别的路，我要过稳妥的生活，让我忘记写作，让我忘记所有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吧，我觉得好像我已经被清脑了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洗脑了，然后去走另外一条道路的时候，是我的读者在唤醒我。
张悦然：就是好像是在一个中午吧，然后我的朋友告诉我说，在中国的一个论坛上，一个很多年轻人的论坛上，大家在讨论我很久之前写的发表在《萌牙》杂志上的小说，他说你快上去看看吧，我就在课间的时候冲到学校的计算机房，大学的计算机房，周围全部都是一些在编程的人，然后计算机的那个键盘啪啪地响，我就赶快调试中文，因为连中文都没有，就是都是英文的输入方式，然后找到中文，找到那个网站，找到那个论坛，我真的看到了很多熟悉的中国字，看到很多人在讨论我很久之前，真的是很久之前写的小说。然后他们还说听说张悦然去了新加坡，不知道她现在好不好，她什么时候还再写呢？她还会不会再发表呢？我那一刻真的就是非常非常地难过，就那种心情，首先是会有欣慰的会有安慰的，因为觉得自己以前，很久之前做的事情终于得到认可了，觉得很感恩的这种心情，但又觉得它好像迟了，因为已经选择了另外的道路，就会觉得好像很惘然，觉得还来得及吗？我还能不能再回到这条路上来，也会有焦急吧，我就觉得好像就是所有的人都麻木地敲着键盘，然后我对着那个中文的屏幕，就忍不住就哭起来了。就觉得那时候可能是最难过的一个时刻，是我的读者在唤醒我，所以我说为什么我需要我的读者看到，需要他们，就是我觉得我把他们看得很重要，是因为就是在那样一个时刻是他们把我找到了，我好像忽然之间明白了，我最在意的事情是这个.
记者：而他们在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在遥远的祖国来唤醒了你，重新把你拉回来。
张悦然：对，他们不知道，所以我就觉得是非常奇妙的感觉，但不管怎么说从那之后我真的是不能再控制自己，我又开始写了。
记者：你现在回过头来看，你在新加坡学的计算机专业，对你以后会是什么样的影响呢？
张悦然：首先可能也许不会从事这个行业。
记者：你一定不会从事这个行业了，你自己心里都不会甘心去从事这个行业了，对吗？
张悦然：而且也是因为，首先计算机我觉得它更新得特别快，你必须要不断地跟着这个方向走，可能你真的没有时间去做别的事情，另外就是我觉得可能找到真正最喜欢的事情以后，就特别容易把它放开但是这段经历对我来说特别重要，而且我也觉得，我一直都认为说人应该是，我们人类吧应该是用两只眼睛看世界，一只就是感性的眼睛，就是艺术的眼睛，另外一只就是理性的眼睛，就是科学的眼睛，所以我想我也应该是一个用两只眼睛去看世界的人，所以我学了理科，然后现在又可以在艺术的领域里，或者是在写作这个领域里继续去探索，然后就觉得这样会特别地好。
2003年短篇小说集《葵花走失在1890》2004年长篇小说《樱桃之远》2004年短篇小说集《十爱》2004年图文长篇小说《红鞋》2005年出版新书《水仙已乘鲤鱼去》
记者：你最早来说，对你自己来说有意义的作品，或者叫写的东西，它未必称为真正的作品是什么？
张悦然：叫《诺言角落》是十三四岁写的吧，是一篇关于友谊的文字。然后这篇东西写在自己的一个本子上，被我父亲的一个朋友，因为他也是中文系的，他看到了，然后他说很好啊，这篇东西。
记者：那是你父亲拿给他看的？
张悦然：不是，我小的时候会很奇怪，我小的时候和父亲的关系，并不是那种特别亲近，我会对父亲有一种敬畏的感情，可能不会说什么事情都会跟他说，所以这个本子他是从来没有看过的。
记者：那恰恰你父亲不是教中文的吗？
张悦然：对。我给他看我也许会受打击的，因为他并不是总是赞成我沉溺于这样一种，自己的构思、自己的故事当中。
记者：那你爸爸的朋友对你最初的作品怎么评价？
张悦然：他说很好，他说让我拿过去用吧，他就送到了一个有一点点学术，就不是太适合的刊物，但里面有一个栏目叫未来思想家，然后就在那边就发表了。
记者：但是你知道它发表的时候，你看到自己的东西是什么感觉？
张悦然：我很开心的，但是我又很遗憾，就是觉得这个学术的这个杂志，我的朋友可能看不到，心里也会有小虚荣，觉得既然发表了，那应该让大家都看到。
记者：有没有拿去给爸爸看？
张悦然：这时候爸爸就知道了，因为发表了以后，爸爸的朋友就告诉他了。
记者：他的反应呢？
张悦然：爸爸就是说很好啊，然后就没有了。我觉得我爸爸不是那种好像很鼓励或者说会称赞孩子的那种人，他会显得比较冷静。
记者：你渴望得到他的称赞吗？那个时候。
张悦然：很渴望，我一直，后来长大以后，我一直对我父亲说，我说你在我小的时候其实应该多赞美我一点，因为就是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我应该是一个自信的人，但我一直都不觉得自己就是特别地自信。我甚至还有一个观点，我一直都觉得我后来渐渐地变得比原来优秀，比原来成功之后，我爸爸好像才越来越爱我，我有一段时间一直是这样想，我越是这样想，我就应该获得更大的成绩，这样我父亲才会更疼我。
记者：所以这种盼望可能还催生了一些什么东西？
张悦然：对，就是其实这样的想法很怪。
记者：那母亲呢？
张悦然：母亲就是会很亲易的那种角色，我觉得我母亲一直是特别无微不至的一个角色。因为我的母亲做的事情太点点滴滴了，就是可能我觉得任何一件事情都不值得拿出来说，但是确实是填满了，就好像你生活中的所有的空隙，每一个很小的空隙。
张悦然的小说说出了一代人的希冀与痛楚他们渴望被理解被关爱更重要的是他们需要学会照看好自己自己的梦及所信封的一切一点一点长大 __莫言
记者：我曾经在什么地方看你说过，你说其实你还是很喜欢人文的东西，可能在生活里边，更让你感动，更让你有感触的是一些和人相关的而不是说和大自然相关的，就是从这段话里面我就体会，我说张悦然的家庭一定是挺和谐的，她从小生长的氛围一定是挺和谐的，她的孤独，她的寂寞可能是自己心里生出来的，而不是外界的环境给她的。
张悦然：对，我想就是可能外界的这种孤独总是可以克服的，它会随着你的迁移，会随着你的长大，会等你有力量的时候，你会去把它覆盖掉，会去克服它，但是可能真正没有办法的，真正显得那么无助的是内心的这种滋生的这种孤独，所以我觉得可能在，无论是家庭方面，还是我周围的朋友，真的是可以给的都给了，就是可能这种孤独还是会滋生的。
张悦然的作品记录了她敏感忧伤的心理成长轨迹每一个故事里都不经意的渗透着她的经历她的情感
记者：你介意谈吗？你的初恋是在什么时代？
张悦然:大约在初中要结束的时候，我想那算是初恋，因为之前可能会有一种自己的一些意向，但是可能没有说破，我就记得好像那时候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男孩子是一个很大男子主义的人，我总是和他不断地发生争执，因为当时那个时候我在做班长，当班长，所以我就总是借着班长的权利，我就总是把他说是要带到老师的办公室去，因为他捣乱嘛，然后他就会在路上求我，就会去在老师办公室的路上求我。
记者：一个大男子主义的男孩居然会来求你。
张悦然：对，我就特别喜欢这个过程，我总是会弄得他很难堪的要去老师的办公室，然后他在路上向我求饶，然后我总是会在到老师办公室之前的一刻放掉他，就是觉得很有趣，这样的一个好像有点冤家的这样的一个很有趣的一段经历吧。并且我记得就是他好像，我收藏过一张小纸条，是他写的，就是有一次他跟我吵架吵得实在是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伶牙俐齿，很喜欢狡辩很喜欢抬杠的人，说得他实在是很愤怒，说不出话来了，然后他就很用力在纸上写了一张条，然后就塞给我，就拂袖而去那种感觉，他字写得很好看，然后那张纸条写的就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然后那个德字已经被圆珠笔给戳破了，戳了一个洞，然后我就悄悄把这张纸条收了起来然后夹在一个本子里，夹了很多年，就是这个纸条特别害怕被别人看到，我就开始把它从这个本子里面转移到另外一个本子里面，然后再转移到另外一个本子里面，就是不停地在转移，到最后终于不知道想不起来藏在什么本子里面了，然后知道它原来已经过去了，原来已经忘记了.
记者：你自己会参与你的书的设计吗？
张悦然：对，会的,我会参与.
记者：因为你也喜欢画画
张悦然：对，
记者：像这个<十爱>的封面也是你自己选择的
张悦然：对，我朋友给我拍的一张照片，很有话剧舞台感觉的一张照片。
记者：尤其强调的这个封面使用的颜色是一定要黑色。
张悦然：对，是，因为我觉得它会很凝重，很郑重，而且我认为爱本身就是分明的
记者：你看其实樱桃之远也在讲爱，在讲幸福，但是至少那个时候的幸福还是红颜色的。
张悦然：你是觉得越来越重了是吗？我对幸福的认识可能就是这种很浓郁的红色，就是这种红色可能透出一种阴云密布的黑，就是会有这样的一种阴影在上面，但是基调是红，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好像是在讲幸福是在讲一种愿望，这样一种感觉。然后这本是爱，我觉得爱好像它跟幸福并没有直接地挂钩，就是好像爱并不能够通向幸福。所以对爱而言，它可能只能说明它是黑白分明的，它是特别特别立体的特别特别鲜明的。
记者：那爱不一定通向幸福，但是爱的目标是不是幸福呢？
张悦然：有的时候未必，有的时候爱可能开始的时候就会觉得已经开始绝望了，已经没有再抱有那样的幻想，但是可能爱还是会在心里生出来，没有办法，有的时候是。
《萌芽》网站“最富才情女作家”新加坡“第五届大专文学奖”第二名“全国文学新人大奖赛”二等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
记者：《葵花走失在1890》是最先，然后是《樱桃之远》，然后是《十爱》
张悦然：对。
记者：你自己觉得在这个过程中自己的变化是什么样的？能用语言说得清楚吗？
张悦然：从最开始像是记录自己的东西，然后稍微添一些虚构的成分，然后到围绕着我自己觉得特别华丽或者说特别凄美的细节开始就是这样架构小说，再到我开始讨论一个主题，我想讨论一个什么主题，我要围绕这个主题去构造整个的小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吧。
记者：所以你也把你的小说称作叫成长的小说？
张悦然：对，它会跟着我去成长，并且我想里面的人也会比较年轻，我最近看到有关成长小说的定义，就是说它会认为......
记者：成长小说还有定义？
张悦然：是，成长小说会有定义的。就是它会是指的是一个孩子他历经很多很多的磨难，然后获得什么，就说变成一个，可能变成一个坚强的成年人。它其实是指的，在西方是指的很狭窄的这样的一类小说，就是让你看清这个过程，就是一个适应新环境一个接纳新环境的过程，就是会很比较狭窄这个范围，所以我想如果按照这样一个定义来说的话，我的小说并不完全是成长小说，但我会认为这里面会有一个心灵的成长的感觉在，就是你会觉得在每一篇里面都有一个时间的流逝，一个时间的层次。我确实好像是领着我的读者走过了这样的一段路。
记者:那我想知道如果你小时候曾经有段时间特别希望跳出来，然后跟大家说我不同，你现在呢？现在还有这种愿望吗？尤其是当很多人把你拿去和你的同龄的这些作家，同时代的这些作家相比较的时候，你渴望告诉大家，其实你是不一样的吗？
张悦然：对，我会希望自己不同，但是我又一直走着一条我觉得还比较传统的写作的道路，就是可能一个是我没有宣扬我叛逆或者怎么样，就是说我的小说的主题一直都是我觉得比较的规矩，没有说特别地跳脱，这也说明我其实对于这种特别的要求，可能更高一些，就是我认为比如说我那天发现著名的那个女作家沃尔夫，她整整比我早生了一百年，一百年前和我一样大的沃尔夫已经开始研究意识流，已经开始探索这个小说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支路的发展，她已经开始了，就是说她的这种创新已经可以做到这样的深入，我认为那才是创新，那才是独特，我不认为说你在小说里面振臂疾呼说我是叛逆的，这就叫做特别，所以我的意思是可能我应该需要的是去找到这样特殊的一个门，一个特殊的路口，而不是说我站在这条路上，然后跳起来，或者说我明白跳起来还是会落在地上，还是会落在原地的。
记者：但是在你的眼睛里，他们是叛逆的吗？其他的那些被称作叫80年代的作家
张悦然：如果是，有的时候是作为经历来说，作为个人经历来说，我想他们会是叛逆的，因为他们选择了不一样的道路，但我并不认为他们的写作是叛逆的。
记者：你设想过吗？设想过你十年以后是什么样子，二十年以后是什么样子？
张悦然：我一直都说我不觉得年龄对我来说一定是优势，就是说我认为好多时候写作是会戛然而止的，对很多人来说，我觉得有一句话我们常说，有些人常说，我把一辈子都献给文学，我要把我的毕生献给文学，我觉得这句话很有趣，因为有的时候你把毕生献给文学，文学还不要呢，文学总是会要你最精华的部分，要你最灿烂的一段，所以可能对于每个人来说，也许有些人最灿烂的一段在30岁到40岁可能或者在老年，这都是对每个人不一样的，所以也许我的最灿烂的一段可能我们现在可能只能知道我的写作开始于这个时候，并不能知道它会停止在什么地方，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宿命的说法，这是一个现实，就是到很多时候无论是你不愿意写了，或者你写不出了，你的写作会停下来，所以我认为我还是选择了一个非常有风险，非常有挑战的事业，所以时间对我来特别重要，我会觉得应该争分夺妙，因为也许明天，也许可能不远的一天我就不写了，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但是同时我又说，只要我还能够写得出，我还有写的需要，我就会走在这条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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